有商机的地方就有温州人

作者:教育信息

  走快一点,走早一步
一直以来,温州人都在书写一部关于财富与人生的传奇。作为中国经济改革的践行者和成功典范,温州人勤劳务实、敢于创新、自强不息的精神追求,成为中国人的力量所在。温州制造的崛起就是中国制造发展的一个缩影。而在发现商机方面与生俱来的天赋,让温商们总能走快一点,走早一步。炒煤矿,炒股市,炒楼市,炒黄金乃至农产品,温商的身影无处不在!
买金如同买菜
最近一个温州老乡在这里买了1400多万元的黄金。温州人、金顶集团的总裁陶行逸表示。按照5月10日每克263元的金价,1400万元可以买进黄金将近53公斤。
金顶集团地处北京,其业务包括两部分,黄金投资咨询和高端黄金实物交易。陶行逸表示,目前找上门来进行黄金投资咨询人越来越多,客户数量增长了3~4倍。
温州人的传统是有钱一起赚。陶行逸最近接待了不少温州考察团,这些考察团少则4、5人,多则十几人,都是朋友介绍过来的。他还透露,很多温州客户以前都是炒房的,现在都过来咨询怎么炒黄金,炒房团变成炒金团了。
据介绍,这些温州考察团至少是拿着几百万元来买黄金,一个月内,拿着上千万元来金顶集团买黄金的就有3拨人。
温州人的股票观
温州人以前对股市不感兴趣。上海人在闹股疯的时候,温州人安安静静地做着自己的家庭作坊,踏踏实实地生产着一个一个打火机、一双一双皮鞋。
正是这种勤劳和踏实,温州人很快完成了资本的原始积累。此后,温州人开始大规模对外投资。他们喜欢投资房地产、煤矿、能源,总之,一切实在的东西,温州人都喜欢参与。在这些领域,温州人再次获得了丰厚的回报。
周德文是温州市中小企业发展促进会会长,温州全市三十多万家中小企业都和这个协会有联系。周德文认为温州人对股市、期货等金融产品以及其衍生品从来就不感兴趣,因为温州企业一半是从家庭工厂开始做起来的,一直做的是实业,这就形成了温州人的投资文化:对于看不见摸不着的东西不感兴趣。
房地产再调控,也能看到一个房子在那里啊,手里还拿着房门钥匙呢,心里踏实。周德文说.
另一方面,温州以中小企业为主,规模和实力不大,这从客观上也不允许企业主抽离过多的资金去炒股。
但是最近两年,国家的宏观调控措施不断出台,抑制了房地产、矿山、能源领域的投资,温州人的投资热情因此降温,很多温州人开始寻找其他的投资机会。温州人向来有敏锐的嗅觉,当他们意识到这是一个历史上从未有过的牛市以后,投资观念发生了变化。
温州人另外一个特点是喜欢跟风,当一些温州人开始炒股,更多的温州人也加入了这个行列。从2006年年中至今,温州有近20万的新开户数,往日冷清的证券公司也排起了长队。
现在生意这么难做,不如炒股啊。一个企业主说。
今年以来,温州各家银行的资金一直很紧张。很多企业家拿出钱去炒股,有些人甚至抽离公司的资金去炒股。
相比公务员,商人显然有更大的自由度来炒股。但即便如此,温州炒股的商人并不多。周德文整日接触企业家,他估计在温州三十多万家中小企业中,炒股的只占到5%—8%。
在温州市人大工作的金福来,朋友中有很多是企业家,大家聚餐的时候,倒是经常讨论股票,但真正买的人很少。只有一个定居意大利做生意的朋友,最近把生意交给了儿子,回国后进入了股市,每天看看盘面非常有乐趣。据说他现在乐不思蜀,呆在温州每天炒股。
我们这些老朋友下午3点前叫他出来都很困难,他对股票很上瘾啊。金福来笑着说。
温州人只要有人带头,大家就会谈起股票。如今的温州女人街上,经常能听到摊主们议论,明天去买股票吧,比在这里做生意强多了。
中小企业主一年的收入几百万,这个收入在温州人看来并不高。这些企业主平时非常忙,于是炒股的主力就变成了他们的太太。这些太太们有钱,没什么文化,胆子大。
据温州市龙湾区一位官员说,他的一个企业家朋友的太太,每天听到周围的人讨论股票这支牛那支牛,于是跑到证券营业部开户也要买股票。营业部的人问她:你开A股还是B股。这位太太回答:我开牛股。
金福来一位朋友的太太炒股,竟然连大盘震荡、上证指数都听不懂。这些太太们的大多数娱乐活动是打麻将,一晚上的输赢在几万之间。股票市场似乎给她们开辟了一个新的天地,让太太们觉得非常有乐趣。
正因为没有金融知识,大多数温州人都是炒消息股。这轮牛市中亏钱的人很少,但在温州,却有很多人在股市上亏钱,他们对股票一点不懂。
但是温州人依然偏好消息股,只要有证券公司推荐了一个股票,或者有一个风声传来,基本上一个群体都会跟风去买,场面极其壮观。
在当地一家报社工作的林峰说,上次经济部一个记者说中国联通好,当天上午从我们部门开始买,然后逐渐不断有人加入,最后那天整个单位都买进了联通股票。
林峰说,他们单位炒股的信息来自全国各地,兰州、北京、广州……
好在这些人家里非常有钱,输得起。他的一位同事说。
房子!房子!
为越来越高的楼价提供支撑的,是温州人雄厚的购买力和升腾的购买欲望。
一位金店老板对此感慨万千。这些年来他买过三次房子,1980年代初他花了8000多元买下一套49.212平方米的房子,亲朋好友热热闹闹地来看房子持续了3个月;十年之后他在温州第一个小区买下第二套115平方米的房子,来看房子的人持续了十来天;到前两年新搬进一套180多平方米的房子时,一个看的人也没有了,没人觉得稀奇。
经济发展的速度真是难以想象,我虽然一直在往上走,比起来却是慢多了。这位每年光商铺租金收入就超过100万的老板指着身边一个30岁出头的小伙子告诉记者,后者每年租金收入是500多万。
换大房子,是富裕起来的温州人最近流行的行动。200平,跃式,大家都只看这种,一位温州商人说,咬着牙也得换,不然多没面子。
强劲的需求和越来越少的土地搭建了温州楼市的基本结构,地产调控的政策却和炒房者一起放大了基本结构之间的内在冲突,使得楼价不断攀高——前者曾经令许多人提心吊胆,却发现有惊无险,比如20%税,最后只收1%;而后者的不断涌入和流传出的许多财富故事分外撩拨人心,也吸引了更多人和资金奋不顾身投入其中。
越来越多的温州企业卷入了这股洪流。而时下担保、投资公司在温州的兴起,也印证了温州房地产市场的繁荣。过去在温州并不吃香的担保公司,总共不过二三十家,一年累计担保不到20亿。可是这种公司去年却飞速发展到超过120家,其中一位老板透露出个中奥妙:为买房融资、为地产公司提供过桥贷款、甚至为自己做房地产而给自己担保,有几个不是为了房子?
大家都享受去了,谁来生产?一位关心温州前途命运的开发商发出了这样的疑问,所有人都在买卖房子,还有谁来做企业?
炒房团的中坚力量
溯源龙港
出温州城往南,一路跨飞云江大桥,沿鳌江溯源而上,便是温州最早、规模最大的炒房团的发祥地——苍南县龙港镇。
这座以中国第一座农民城闻名的小镇,如今呈现出的是十足的繁华工业城市姿态,二十余年来,对于生存之地的惶惑,几乎吞噬了这里的每一块田地。
最初的骚动源于1984年。一直坐镇北京的第一次南巡,以题词方式支持深圳特区改革,也以特殊的方式支持了另一些人的大胆尝试。同年在温州,一个奇迹般的造城传奇由此而生——中国第一座农民城,龙港镇横空出世。
龙港的建设甫一开始就带上了炒卖地产的色彩。时任龙港周边的钱库区区长的陈定模,向县委倡议由苍南每个区在龙港镇建一条街,发动先富起来的农民,到龙港投资落户。
温州基层官员的大胆和狡黠直接促成了这个奇迹。龙港的官员们在县委支持下,以收取市政设施费为名,按不同地段把土地分为不同等级,开始大规模有偿出让土地。更重要的是,陈定模从1984年的一份中,找到这样一句话:允许农民自理口粮到集镇落户。作为回报,县委规定,凡在龙港镇购地建房、经商办企业的农民都可自理口粮迁户口进龙港镇。
现实需求很快被证明真实存在。彼时的温州,数量庞大的农民富人群体开始形成。他们从家庭作坊式的半手工制造业起步,一双脚板走遍全国。但商业流浪生涯,加深了惶遽,他们急需更可依托的保障。
成为城里人的诱惑和对土地与生俱来的渴望,击中了农民的心脏。他们从苍南、平阳甚至文成、泰顺等地赶来,掀起了温州历史上最早的一拨炒房潮。
二十年后,有文章回忆当时的情景,农民们争先恐后把一捆一捆的钱往柜台里塞,镇政府只得临时组织民兵到现场维持秩序!数万名长期以来失去国家政策保护的农民,趁着制度约束稍微放松的时机,告别了乡村,迁入自己建造的城市——龙港。
土地是财富之母。当马克思在《资本论》引用的此语被陈定模用来印证自己的合法性,温州的农民们比他更早读到了其中的真谛。人少地多,是矛盾,更是商机。
大家都在卖地基,转来转去。51岁的龙港居民老杨回忆说,1984年建镇初始,一间房子的地基,费用不到千元,但经过重重倒手,到1987年,已达4000元。而一间龙港镇区相对偏僻的三层落地房,建镇时的建筑成本不过6000元,但到他1991年购买时,价格已飙升至16万元。
龙港的崛起第一次让温州人懂得了倒卖房产的巨大利差。在龙港的试验,很快被推广至整个苍南和平阳两县各镇,温州或者中国历史上第一轮的集体炒房行为由此而生。
地区性的炒楼在1996年几至顶峰。当年,已是商人身份的老杨置换一套位于龙港站前路的落地房时,单价已近万元。而同时期的杭州甚至上海,最佳地段的房产,单价才在2000元左右徘徊。
但疯狂过度必是癫狂。苍南等地的楼市在1997年前后突然陷入了冰冻期。最高跌幅70%,个别地方回落到原来的30%甚至更低。一位当地的中介者介绍说。而中国大地上,楼市的初春才姗姗而来。
你能明白我们为什么要去别的地方买房了吧?老杨解释说。
北上沪杭
我们到各地去买商铺、买房,就为外出发展打基础。
游戏注定并未结束,只是转移了战场。上海的蓝印户口是温州炒房团初期的另一个转折点。温州的一位资深房地产人士说。1994年2月,上海对外来常住人口首次实行蓝印户口政策,规定在上海投资、购房的外省市来沪人员,可登记加盖蓝色印章以示户籍关系的户口凭证。
温州人蜂拥而入。大家都是冲着上海的蓝印户口而来。温州中小企业促进会会长周德文说,当年,周先知先觉,在上海火车站附近购得一套房子,成为最早在上海购房的温州人之一。
温州冰冻的楼市和上海户口的诱惑,加剧了抢滩上海的热潮。1996年入读龙港某中学高一的吴娟回忆,她的同学当年尚都居住本地,到了第二年,同学家纷纷在上海置业,1999年,高三毕业后聚会时,近半同学已迁居上海。
杭州是温州人第二个热衷的城市。1999年,杭州开始大规模的城市改造。原来破烂的省城,开始大兴土木,而此时,杭州最好地段的楼价不过两千元每平方米。
温州的媒体同行分析说,温州农民们对城市生活的向往和对产业转移的担忧,直接促进了沪杭楼市的兴起。
温州地少位偏,以前出门高速都没有,到杭州都要坐14个小时的卧铺。僻处一隅的结果,是造就了王均瑶(均瑶集团创始人)胆大包天传奇背后的市场和企业的外移。
我们到各地去买商铺、买房,就为外出发展打基础。京沪两地游走的苍南印刷商张明(化名)说,无论如何,与温州相比,上海、杭州等这些城市,交通便利、经济发展快,生活环境又好,当然会是我们选择的重点城市。
与住宅相比,商铺有着更好的投资潜力:高回报,升值快,又不易贬值。人们很快发现了投资商铺的巨大利益。平阳鳌江镇的一位人士,1999年在杭州文一路花350万元,购买了7间大商铺,待到2001年转手时,价格已飙至680多万,几乎翻了一倍。
温州炒房团中还有一支鲜为人知但能量超大的人群,那就是人数众多、腰缠万贯的华侨。目前在海外的温州商人多达60多万人。
据许多炒房团人员称,这些华侨的购房、炒房量占整个温州购房团人群50%以上。
在法国做服装贸易的年轻女士胡小洁就是其中一员,她下手着实惊人,商铺整排整排通吃,住宅一买就是半幢楼。她说,1欧元兑10元人民币,300万元人民币的房子只要30万元欧元,再贵的房子也便宜,我们不需要银行按揭,全部一次性付清。在她看来,国家金融紧缩政策的确挨不着、调不到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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